二十年改革理论的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于改革道路的选择和形式来说，性质和目标是核心问题。改革的方式是内生于改革目标的，离开了改革的目标和性质，改革的成本、收益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就失去了意义。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改革道路的选择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就避免了激进式改革往往出现经济和政治秩序混乱和生产停滞与下降的问题。

在所有制结构的选择上我们首先面临着一个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不可能兼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十五大上把这一方针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当然，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强调的是，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磨擦。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和在更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实现社会自觉有计划的发展，等等。这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既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是使社会主义完全服从市场机制，或者使市场经济完全失去自己的特点，而是把社会主义的优点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和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突破相结合，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单纯从国有制内部改革入手推进市场化会面临许多障碍，如企业难破产、工人难失业、政企难分离、历史包袱过重等问题。而从体制外入手进行市场化则可以绕过这些难题，减少改革的阻力。由于非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它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动力，不存在政企不分和“铁饭碗”、“大锅饭”的弊端，因而，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对于市场化的进程显然具有非常直接和根本性的作用。非国有经济的大量存在，还可以对市场竞争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而市场竞争的形成又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迫使它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活动，改革内部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市场化。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获得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但是，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绝不应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成功并不完全是体制外增量改革的结果。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体制内与体制外改革的结合，保证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协调进行。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改革战略对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实践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第二，渐进式改革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做大蛋糕”进行体制的调整，使大多数人都成为了改革的受益者，而改革的深入推进又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并使政治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从而为改革的持续推进创造了政治条件，并由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三，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使政府可以对经济与社会、改革与发展、眼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等重大问题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统一的协调、合理的安排。排除政治动荡对经济建设的各种干扰，组织动员社会的各种力量，调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资源，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同时表明，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制制度不健全，会助长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加以推动的，执政党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因此，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决定渐进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只能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成了推动改革的第一面旗帜，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的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中的实践理性。成功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与渐进式改革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还应当是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从而既能赢得新的社会阶层的拥护，又能保证老的社会阶层的支持；既能保持社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能满足不断革新的要求。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思想。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丰富多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局部性试验往往引导着自上而下的全局性变动；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与基层单位自下而上的主动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市场秩序是一种自发秩序，与市场秩序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方式必然要更多地体现诱致性和演进性的特点。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不仅可以减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风险，而且可以改变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结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构，反映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这种自发的诱致性变迁显然不能脱离开强制性力量的支配，制度的进化过程显然要比其它任何社会都更多地要求社会理性干预，更多地受有组织力量的控制，特别是在市场秩序尚未获得基础地位的一定时间内，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使中国的改革方式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点。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但是，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始终不可缺少。抛开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不说，社会的进化并不完全像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的那样，是个人之间无意识作用的产物，只能自发演进，而不能人为建构。相反，任何合法的社会规则都是通过国家来制定和实施的，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人类社会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既是自发的，又存在着选择性，这才是进化的实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经验证明，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对于自发秩序的完全否定与对于自发秩序的过分崇拜，都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事实。

中国渐进式改革是整体协调与局部推进的结合。改革虽然也是在政府的整体协调下进行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整体协调是通过分领域、分部门、分地区、分企业等一个个局部性的变化实现的，不同部门之间的改革内容和进度存在明显的差别。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不均衡，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不一样，因而整体均衡推进的改革战略必然会面临巨大障碍，付出巨大的成本。相反，先从那些改革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部门开始改革，阻力少而收益大，同时，一些部门率先改革还可以产生连锁效应，为其它部门和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推动其它部门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特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改革路线的产物，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中国改革的特殊经验也同样包含着普遍意义。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它的内涵之深刻，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这样的历史巨变发生在具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并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因而，中国的改革道路既显得无比复杂，又充满了与众不同的魅力。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完成这一试验绝非易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和获得成功的根本条件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持续、动态的合理关系，避免在它们之间产生不可解决的严重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实现这一基本条件的关键又在于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